鼎际之家年终特稿｜西西弗斯的巨石：韩国极化与贫瘠世界里的浪漫

【编者按】鼎际之家

抱怨招聘方“优先照顾关系户”的委内瑞拉会计，在韩国国会前为弹劾尹锡悦欢呼的乐手，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制的德国学生……

在加拉加斯、首尔和汉堡，这些年轻人和我们分享了当下的挑战与梦想。他们想过好自己的日子，也想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他们共享着一些全人类相通的基本诉求，也折射着各自祖国所处的不同困境。

在经济遭遇多年危机并一度反弹之后，委内瑞拉正面临美国已持续近四个月的军事施压与石油封锁；戒严风波一年多来，韩国两党依然“贴身互搏”，社会土壤进一步极化；德国在重塑防务自主的压力下寻求恢复义务征兵，经济发展停滞与经济军事化让老百姓感到迷茫。

而他们的这些体会和感悟，只是2025年复杂现实的一些小切片。

一年前的12月冬夜，在一场未经预告的全国电视演说后，韩国进入全面戒严。郑祷大看到消息后立即出门，打不到出租车的他情急之下蹬了一辆自行车冲向国会所在的汝矣岛，抵达现场时人山人海。

“那一晚我很清楚，这不是保守与进步、左与右的争夺，而是常识与荒谬、宪政秩序与政治混乱之间的对抗。”正在延世大学就读本科的郑祷大近日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起“首尔之冬”的情景。他是国民力量党的党员，也就是前总统尹锡悦所属的在野党。

郑祷大坦言，在戒严危机与弹劾风波中，他不仅感到疲惫，也“对民主本身产生深度怀疑”。然而，这位20世代（编者注：指20-29岁的一代人，韩国常常按年龄段划分“政治—社会世代”）的大学生依然选择留在国民力量党，并参与青年政策相关工作，为该党再战明年的地方选举做准备。他认为，政治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角力。

“只有通过法律程序彻底解散国民力量党，社会才算真正摆脱了戒严的影响。” 姜熙珠感慨，那个令人震惊的日子已经过去一年。“如果只是移除尹锡悦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那该多简单。”她对澎湃新闻说道。

今年4月，当韩国宪法法院通过弹劾案罢免尹锡悦时，姜熙珠也曾对澎湃新闻说出上述话语。当时她坐在进步派集会的现场，背着黑色双肩包，上面挂着一张标语牌——“内乱同谋的国民力量党解散吧！”

姜熙珠坐在街边石凳上，背包上贴着标语“内乱同谋的国民力量党解散吧！”

作为韩国30世代的一员，姜熙珠出生于首尔，因家庭条件有限，走了一条远离激烈竞争的非主流成长路线，也因此常被归入“弱势群体”。现在，她是一个小众乐队的乐手，收入不尽如人意，但干的是自己热爱的事业。

作为进步左翼人士，她深深忧虑于贫富差距扩大、气候危机严重，以及性别不平等问题。“应该反思和修正资本主义体系，我会支持提出这样主张的政党。” 姜熙珠说，遗憾的是，这类进步政党正在萎缩，虽然现在的共同民主党政府会比尹锡悦政府更好，但远不是理想的政治局面。

姜熙珠与郑祷大，意识形态相对，对政治和社会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有观察认为，当下韩国2030世代（编者注：一个高度政治化、媒体化的概念，用来指代20世代和30世代的统称）中，男性整体右倾，而女性左倾。美国瓦萨学院社会学教授文胜淑对澎湃新闻表示，确有大量调查数据支持这种判断。她长期致力于研究韩国公民身份和性别问题，认为这种趋势不仅源于经济上的结构性因素，也是深刻的文化问题。

庞大的群体数据背后，每个个体的选择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姜熙珠和郑祷大既是韩国2030世代的生动切片，也是冲破保守与进步人群刻板印象的鲜活样本。

“而我很特殊”

巨大的欢呼混杂着鼓声、喇叭声、K-pop旋律……如同剧烈摇晃后开瓶的汽水喷射而出，在首尔宪法法院附近的马路上奔涌。人群上方大力挥舞的旗帜之间，无数双手握拳摆动，人们叫着、笑着、抹着泪、抱成团。

韩国宪法法院4月4日上午宣布通过尹锡悦弹劾案。对许多韩国人来说，这一刻彻底告别“首尔之冬”的危机，结束了胆战心惊的等待，欢庆在首尔市中心持续了数小时。

4月4日，韩国宪法法院附近，进步派支持者庆祝尹锡悦被罢免。

下午，雀跃的人群逐渐散场。宪法法院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路边石凳上一个孤独的背影，姜熙珠静静坐着。

她当天一早就赶到宪法法院附近，和进步派集会人群一起观看弹劾案的电视直播，相互鼓励。宣判后数小时，她仍然没有离场，表情和周边兴高采烈的氛围格格不入。

姜熙珠解释，结果很好，但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给尹锡悦和内乱相关人员定罪，需要很长时间过渡，以及要打造怎样的政治。想到这些之后心情就变得越来越沉重。

英语说起来有些磕绊鼎际之家，她借助翻译软件清晰地表达了对于未来政治的期待：扶助弱势群体、社会平等优先。她不是共同民主党的支持者，而是支持更偏进步的小政党，因为它们为缓解气候变化、经济和性别不平等而奋力疾呼。

但姜熙珠支持的韩国绿党、正义党、基本收入党都面临萎缩的困境。在韩国深陷两党制政治的现实下，当问及如何支持这些进步阵营小党时，她表示，会参与一些有组织性的活动，“如果这些党消失了，希望感也会随之消失吧”。

不过，姜熙珠坦言也有生计要谋，不可能花太多精力去参与推动社会变革，“但想要用微小的声音尽力去贡献一点力量”。熙珠还补充说，她参与了弹劾尹锡悦的集会，8年前也参加了弹劾前总统朴槿惠的烛光集会。

2024年12月14日，韩国国会前，五颜六色的应援棒汇成一片海洋。手持“尹锡悦OUT”“弹劾尹锡悦”等标语牌的年轻女性们，一边挥舞应援棒，一边唱着韩国女团“少女时代”的《再次重逢的世界》。当天傍晚，国会通过了对尹锡悦的弹劾动议。

据《东亚新闻》报道，统计数据显示，上述集会由20至30多岁的女性主导，她们在当天44万多人中占比四分之一。相比之下，20至30多岁男性的占比不足10%。一个月后，2030世代的男性更具存在感地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中。1月15日，首尔龙山区汉南洞出现大量手持太极旗和美国国旗的20至30岁男性，他们参加、支援并“守卫”反对拘捕尹锡悦的保守派集会，试图阻止公调处执行对尹锡悦的拘捕令。

2024年12月12日，韩国首尔龙山区汉南洞，抗议者手持带有“逮捕总统尹锡悦”字样的尹锡悦肖像横幅，参加集会。

文胜淑指出，在过去不到20年的时间里，年轻女性在政治中变得越来越积极、也越来越可见，这是多种复杂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社会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下发生深刻变化，许多原本享有稳定就业的男性失去了保障，影响了年轻男性对自身社会位置的认知。对应的，长期处于被歧视结构中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并投入更多努力去争取公平竞争的机会。

然而，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后，韩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加剧，姜熙珠在这样的变迁中成长，从起跑线开始就与主流拉开了距离，所谓的公平竞争遥不可及。

没有去江南区大峙洞上补习班，也没有不分昼夜地自学和参加实践活动，姜熙珠在普通公立小学上到五年级后退学了。在她的记忆中，当时的小学老师时常体罚，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在班里受到歧视，上学变成一件令其极度讨厌的事情。

父母对于女儿受到不公的待遇感到愤怒，转而打听其他教育路径，发现了刚创立不久的“替代性学校”，保障青少年在体制性学校之外也能获得教育。在这样的学校里，除了基础认知科目之外，还会教授音乐、艺术、环保等不同类型的课程，年龄相仿的孩子合并在一起互相学习。

姜熙珠去试了试，感到很自在，而且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高中阶段，她进入首尔一个非营利性学习机构，那里为青少年提供职业规划和创造力教育项目。回溯这段特殊的教育经历，她很早就意识到脱离了大多数同龄人的轨迹，自己和家庭的情况在大环境下显得很“特殊”。

与此同时，21世纪初金融危机影响延续，韩国出口型经济受到重创，工厂大面积停业，大批人员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下，姜熙珠父母难以承受首尔的生活成本，并厌倦了激烈的竞争，决意放弃城市生活，从首尔搬到了庆尚北道奉化郡的乡下，开始种植苹果和蔬菜，并经营一个生态黑猪农场。

姜熙珠为继续学习音乐，在家庭的支持下只身留在了首尔，17岁时和几个音乐伙伴组建了一个打击乐队，用回收材料做乐器，敲打表演。之后又自学手摇风琴，组建了一个名为Gyepi Sisters的乐队。

姜熙珠在进行乐队表演。

“做音乐的人大多从小就接受专业训练，需要很大的投入，做这一行有家庭出身门槛。而我很特殊，能深刻感受到经济层面带来的差距。”不过，她仍感激父母辛苦付出托举其梦想。

在亲身经历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歧视后，姜熙珠希望政策能保护少数群体的利益，让女性、残障人士、劳工、性少数者等都不会受到歧视。

即使是一些在激烈竞争中突出重围的年轻人，也不满韩国社会愈发崇尚精英主义和去人格化。朴光勋正是如此，他的家人虽然都更偏保守，但当他经历了升学、高考、求职之后，逐渐趋向于自由主义。

没有背景和厚实的家底，从小城市考到首都圈大学，朴光勋好不容易跻身首尔的大企业，他告诉澎湃新闻，其个人的切身感受是，在韩国社会，人们往往不是根据一个人“作为个体是谁”来评价别人或自己，而是根据学历、财富以及社会认可的职业等标准化指标来判断。

“在入学和考核时，我强烈感到一个人被简化成一个数字是极其不公平的。”朴光勋说，他逐渐渴望一种社会，不是用统一的标准把所有人排成一列，而是认可并肯定每个人所拥有的多样品质与价值。在这一点上，姜熙珠与他不谋而合。

“进步政治失败促使我加入国民力量党”

按照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人格类型），姜熙珠属于P人（Perceiving，感知型，随性而快速适应变化）。她不喜欢做规划，“得到很难，也没什么可失去。过好每天，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走向某条道路。”

她的生活轨迹随时转向，比如从高中开始做了4年乐手之后，21岁决定考大学，因为在参与社会运动以及接触形形色色人物的过程中对社会学产生了兴趣，并且也有一个“大学梦”萦绕。

姜熙珠最终如愿进入一所大学的社会学系，却只读了一年半就退学。她说鼎际之家，学习本身很有趣，但是实际接触社会学之后发现，如果考虑未来职业，还是音乐更适合自己。

如韩国谚语所言——“山雀莫追白鹳飞”，姜熙珠不想盲目跟从实力远超自己的人。现实中的激烈升学竞赛比韩剧《天空之城》中的情节更为残酷，家庭的经济能力和人际网络是教育竞争力中的重要部分，通向“成才”与“功名”的道路需要巨大的投入。

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庆燮在《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中指出，韩国在“先增长，后分配”战略下实现了所谓的“压缩增长”，其代价是家庭负担过重，因为家庭承担了几乎全部福利责任。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家庭的差距决定了各种差距。

与姜熙珠的出身截然不同，郑祷大来自富裕的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企业家，母亲全职照料家庭。他自幼儿园开始就处于英语教育环境中，小学阶段被送到美国，后返回韩国考入SKY高校（编者注：韩国3所顶尖高校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就读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本科未毕业已创立自己的公司。

郑祷大承认，父亲在商业世界的成功给家庭带来了坚实的财富基础，让他很早就接触到经济运行方式、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和结构，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生基石。同时，他认为家庭教育中强调思辨的氛围，使其政治立场独树一帜。

在外界看来，大邱人、基督教徒、富商之子，这些标签似乎可以判定郑祷大是一个典型的右翼保守派，但他否认自己是个传统保守派，而是自我定位为 “进步右派”。虽然基督教信仰使其立于右翼，但在文化议题上，他倾向于自由主义。

郑祷大11月在一场活动上讲话。

在韩国，地域、宗教和阶层都与政治立场紧密相连。就地域差异来看，纵观历届大选，全罗道与庆尚道两大阵营泾渭分明，前者长期支持进步派，追求社会改革与公平分配；后者普遍支持保守派，强调秩序与经济发展。这源于历史积淀和经济分化，形成了结构性对立。

在弹劾尹锡悦问题上，位于庆尚道的大邱指向鲜明。韩媒3月的民调显示，62%的大邱市民反对弹劾，当地举行了多场反对弹劾的集会。

在今年6月的韩国总统大选中，男女群体中也出现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分野。此次5名候选人中有两名保守派候选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洙和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锡），统计显示，超七成的20多岁男性和六成的30多岁男性投票给两位保守派候选人之一；相比之下，同龄女性的比例分别仅为35.6%和40.5%。

韩国社会学家金昌焕对媒体表示，韩国年轻男性向右转的趋势究竟只是暂时性的偏移，还是对韩国民主前景更为严峻的预警，目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一种挫败感或被剥夺感的表达，源于年轻男性认为既有政治人物并未回应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我并不是极端保守派才加入国民力量党，真正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文在寅政府所代表的进步政治严重失败。” 郑祷大说，由于文在寅政府在性别和平等议题上的意识形态僵化和常常不合理的做法，他所知的许多年轻男性早已从政治中间立场偏向右派。

在郑祷大的认知中，进步政治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去世后发生了根本的断裂，民主党阵营的执政重心自文在寅开始从“全体国民”转向“核心支持群体”。对于文在寅政府推行的“收入主导增长”政策（提升低收入劳工、零税个体户的收入来拉动经济增长）、废除精英高中（所有私立高中、外国语高中和国际高中都须转为普通学校）等措施，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文在寅2022年5月卸任时，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发布的民调显示，其施政好评率为41.4%，这是韩国任期最后一年施政好评率超过40%且高于所属政党支持率的首位总统。与此同时，文在寅执政5年，以民主党失去政权而告终，也可见其中存在问题。

今年10月23日，文在寅在社交平台发布夫妇的合影。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周晓蕾曾撰文指出，顺应“清除积弊”时代精神的文在寅上台执政，进步派将“积弊”狭隘理解为保守派，建立起高度道德化的进步霸权的代价，是后者高度的脆弱性。最终，以“进步”“保守”为名的权力之争、“清除积弊”的恶性循环仍在继续。

郑祷大将近年来政治分裂的责任追溯到文在寅政府，而姜熙珠则将社会两极化的罪魁祸首指向国民力量党及相关内乱势力；文在寅在访谈中将政权交替归咎于保守派的百般阻挠，尹锡悦则在宣布戒严时，称此举是为了让国家不被“亲朝鲜反国家势力”者“剿灭掠夺”。政治圈和选民层的对立逻辑可见一斑。

作为国民力量党的一员，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戒严和弹劾问题时，郑祷大略显尴尬，称此话题在党内非常敏感，犹豫了一会说，真实看法是不认同尹锡悦的做法，“实施戒严的理由几乎是邪恶的”。

紧接着他用了一个比喻：国民力量党与共同民主党之间的对抗，就像一场UFC式的搏斗，虽然有明确的比赛规则，但在某个时刻，双方开始戳眼睛、打要害，克制与政治惯例随之崩塌。究竟是哪一方率先越界存在争议，但有一个事实无可否认：尹锡悦在这场混乱中屡屡受伤，最终伸手抓起了一根金属管，保安介入才阻止了这一切。

这场闹剧中的“保安”是谁，或许要打个问号。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看来，是韩国国民以和平方式克服了民主危机，并誓言要继续完成这场“光之革命”。

朴光勋对现任进步政府充满信心。他说，政权更迭后，韩国发生了许多变化。在经济方面，与之前表面上倡导经济自由、实际上却保护既得利益者经济精英的政府不同，现任政府被认为在确保市场自由和公平竞争、支持创新性未来产业方面做出了更多努力，同时也相对更加关注长期被忽视的劳动者权益。

“我希望自己能够不失去这份浪漫”

郑祷大对尹锡悦和保守派感到失望，曾考虑过加入其他保守政党，比如李俊锡领导的改革新党。但是在他看来，无论哪个党，内部的权力游戏和政治运作方式都是类似的，更多是关于权力和金钱的争夺。更糟糕的后果是，“尹锡悦宣布戒严以及随后流传的选举阴谋论，不仅将年轻男性推向右派，而且推向极右。”

郑祷大说，他曾与几位延世大学的同学谈论时事，其中一些人的观点荒谬到让他感到生理不适。“想到这些人与我拥有同等的投票权，一种强烈的徒劳感便扑面而来。我花费数小时思考政治选择，最终却坍缩为‘五千万分之一的一票’。”

他看似冷静地叙述着一种政治无力感，却透露出精神上的歇斯底里，直言不讳地说：“没有审议能力的公民应当克制过度的政治参与，否则将是一种公共危害。”

身处基督徒的圈子，郑祷大身边有很多极右翼人士，抛开政治立场，他们关系不错。他深感这一人群在选举舞弊、反共反华想法上根深蒂固，“他们一旦陷入选举舞弊的话题，就很难回归正常思维。”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韩国研究项目创始主任申起旭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韩国是亚洲唯一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和韩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或认同感。

即使尹锡悦被弹劾后，韩国福音派人士依然团结在他的身边，他们认为他是自由派政治攻击的受害者，甚至使用了特朗普的支持者所宣扬的“stop the steal”口号，意思是停止偷窃（选举）。不久后，美国右翼活动家查理·柯克遭刺杀后，韩国一群狂热的宗教极端保守派誓言延续他的遗产，在首尔街头高喊“我们是查理·柯克”。

“年轻人，尤其是男性，变得保守的现象正在多个大洲同时发生。”柯克9月初在首尔演讲时对人群说，美国和韩国共同致力于反共和“自由与解放”的未来。

郑祷大并不赞同柯克的每一个论点，但尊重他在公共领域中的姿态，“对（改革新党领袖）李俊锡也怀有同样的尊重，他的政治立场源自原则，而非权宜之计”。他甚至形容李俊锡为“保守阵营的卢武铉”。

40岁的右翼政客李俊锡充满争议，曾是韩国史上最年轻的主要政党领袖，先后退出大国家党和国民力量党，于2023年底创立改革新党。他曾在性别冲突议题上积极发声，指责女权主义者以牺牲韩国男性为代价，一度被舆论称为“制造分裂者”。

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李俊锡作为改革新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电视辩论会，用极其低俗的语言提及女性身体部位，以此攻击竞争对手，引发轩然大波。此后他为之道歉，最终在总统选举中获得8.34%的得票率。李在明上台后，李俊锡猛烈抨击其滥用权力，质疑：“被起诉了3年多的李在明选举法一案的审判迟迟不来，这算是正义吗？”

2025年5月27日，韩国四大总统候选人举行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会。从左至右分别为：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民主劳动党候选人权英国、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洙、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锡。

郑祷大认为，李俊锡的确有不恰当的表达，但属于战术层面的失误。在性别议题上，他认为李俊锡所做的是“重新平衡某一性别在既有制度中享有结构性优势”，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与此同时，他批评文在寅政府“采用了一种扁平化、意识形态化的框架，将所有男性、所有企业主、所有老年群体一概视为同质化的‘特权阶层’。”

文在寅上任后承诺，打造女性可在各领域获得平等待遇和积极发挥领导力的世界。年轻男性则认为自己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不应让他们为前几代人造成的性别歧视付出代价，而且男性必须服兵役，不得不推迟就业，使其处于不利地位。

韩国的厌女文化助长了网络性暴力，利用AI把女性照片移花接木到色情影像的deepfake（深伪）犯罪层出不穷。“这样的新型数字犯罪追根究底是性别权力的问题。”首尔市非政府组织“韩国网络性暴力应对中心”的成员对澎湃新闻表示，韩国社会两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不平等，法律惩罚和制裁有局限性，必须重塑社会意识。”

社会问题一旦政治化，问题本身就会陷入不同阵营间的对抗，滋生歧视和仇恨。姜熙珠说：“相信在这个贫瘠的世界里，和平与尊重可以战胜仇恨和歧视，听起来带着几分浪漫色彩，我希望自己能够不失去这份浪漫，走到最后。”

如果说姜熙珠是个清醒的理想主义者，那么郑祷大看起来像是一个理想的务实主义者，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政治家，现在积极参与政治，并以商业积累作为手段，为进入政界铺路。虽然现在是国民力量党的一员，他直言：“政党只是工具。如果有一天它不再代表整个国家、不再为国民服务，我也可以随时离开。”

两个年轻人站在左右两边，并不意味着全然的对立，只是他们面对一个政治极化、党争激烈的环境，被政治风暴推着做出反应。